一
哥白尼去世三年后，另一位天文学家布拉赫（1546-1601）出生。 丹麦贵族的儿子用自己的私有财产建造了一座巨大的天文台。 后来，他证明了托雷斯地心说的不足和哥白尼日心说的不足。 他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，一个死去，一个无力重生。 因此，他摒弃了传统的希腊黄道坐标，采用了中国人沿用了几千年的赤道坐标。 这一转变被认为是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天文学的重大进步之一，也为由他的助手德国人约翰创立的现代天文学奠定了基础。 开普勒（1571-1630）发表了《行星运动定律》作为开端。
令人不解的是，1674年第一批来华传教的欧洲精英，居然在北京天文台建造了黄道经纬仪，作为对中国所谓科学启蒙的馈赠。 他们还告诉乾隆皇帝，宇宙是由许多以地球为中心的同心圆固体水晶球构成的，中国理论（稀疏天体漂浮在无限空间）是荒谬的。 传教士利玛窦写信给他在欧洲的同事，说中国人可笑建筑风水，举了很多例子：
...
“只有一层天空（而不是十层），天空是空的（而不是坚固的），星星在空间中移动（而不是固定在天空上）。”
“他们不知道空气是什么。我们认为有空气（指小水晶球），他们认为是空间。”
”他们加了金和木，省略了气，组成了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行（更不用说四行了）。更荒谬的是，他们创造了五行生学说。相互克制，这显然是缺乏科学依据的，但因为是他们古圣的传世之说，所以没有人敢反对。
这些科学启蒙者意在暗示只有基督教国家才能产生先进的技术，其他国家一无所知，西方文明优于其他文明。 请注意，宗教（形而上学）和科学从不对立。 前者侧重心灵感应，后者侧重物证。 事实上，精神和物质是相互依存的。 但是他们对固有知识的偏见阻碍了他们的发展。 佛经中有“智障”之说，就是说阻碍一个人认知的，恰恰是自己的本有知识。 这些欧洲精英执着于自己固有的知识，认为符合我所知的都是科学，不符合我所知的都是迷信！ 没想到，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把自己的愚蠢暴露在了公众面前。
打个比方，好比绍兴宋庄的阿Q，出去走走。 他听不懂城里人的意思：“他们叫板凳板凳，烧鱼加糖，再加上看女人走在街上得到的东西。 有弱点，扭来扭去是不行的。”（鲁迅《阿Q正传》）
我们知道，人类的认知存在一系列的“盲点”，认知的局限性也是按层次分布的。 因此，当时没有人觉得这件事很可笑，大家都很重视。 除非是天才，否则没有人能超越历史舞台。 那时候，我们多了无知，他们多了资本主义新暴发户的嚣张气焰，所以双方都有更多的自卑感和优越感。 西医刚进入中国时，看不起中医。 外国人拿着《黄帝内经》问中国医生：左肝右肺怎么办？ 西医的解剖学把人体肝肺的位置标得很清楚，所以西医认为中医荒唐可笑，认为用这样的理论来指导临床诊断，不是在拿病人的生命开玩笑吗？ 随即，一些中国人觉得自己的祖宗被洋人的这种批评“丢脸”了，抬不起头来。
其实，有什么好羞愧的呢？ 《黄帝内经》是按照八卦讲左肝右肺的，因为在中国人眼里，医与药是相通的。 是兑卦，为金，肃主投降。 其实，只要深入一层，就会相信：西医是医学的“形”，中医是医学的“神”。 作为一名医生，无论你的医术再好，如果不能涉足无形的医学和易学，你一生的医学成就也只能圈在有形的医学中。 医道至上，终为山，药、命、卜、相，五术齐备。 外国人不明白这一点，这只能怪他们的认知局限。
你以为一个民族在几千年前就可以把人体的经络系统弄清楚，为什么要逊色呢？ 让你自卑的是你对民族文化的无知，还是傲慢与偏见！ 历史上，被善意或恶意误解的事情太多了。 易学巨匠邵康杰（1130-1200）传授易学40年，最终被朱元璋定为“伪学”，彻底取缔。 而现在，邵康杰却是成为了易学领域的高手。 前苏联的李森科曾批评摩根的遗传学说是“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伪科学”，但最后证明他所做的是伪科学。
这就是“历史舞台上的盲点”。 一旦跨越了这个时间窗口，认知有了突破，一切自然就光明了。 比如伽利略、哥白尼、儒家、走资派等等，终于被大家重新认识了。 了解真相需要一个坎坷曲折的过程。 老子《道德经》说：大夫闻道，勤行； 你看，不同层次的人对道（法）的认识是那么不同。
很多年轻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比较冷漠。 总觉得是个老古董建筑风水，落伍了，还是外国的月亮。 但是据我接触过的外国朋友或者从海外归来的朋友说，他们还是认为中国的月亮是圆的。 目前出国留学的人数和来中国留学的人数基本持平，但来中国的学生大多是为国粹而来，主修中医、气功，针灸，还有武术，所以不要小看我们的祖先。
二
记得高中时，高考志愿填报“建筑与装饰设计专业”。 我特别喜欢中国建筑。 仿佛有一种“说不出来”的魅力。 是拥抱大地，自得其乐。 西洋建筑崇高雄伟，中式建筑沉稳静谧。 这种精神上的安详与宁静，以及我们的祖先在建造房屋时严格遵循的“原则与经验”：关爱人的健康，以人为本，以“对人的健康最有利”为核心。建筑，深深地吸引了我。
非常幸运能够直接聆听建筑大师郝世林教授的中国古代建筑史。 我有时会跳过其他课程，但我花了 10 或 20 倍的时间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。 按照老师的要求，搜集资料，读论着，整理笔记，写下体会，再请郝老师指导批评。 记忆最深刻的是郝先生有一次把我叫到他家，向我讲述了他对当今建筑界的看法。 那是我大二那年冬天的一个黄昏。 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：
“关于中国建筑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，大家不熟悉，教材里没有，当然也没有教给学生，但这个内容一定很重要……在我们现有的教科书，我们主要讲的是建筑风格、技术成果、结构、建筑、材料……但是想想，为什么中国的房子大门大多是朝南开的？为什么北京四合院的大门总是开着在东南角？传统园林为什么要建亭台楼阁？在水池的南侧，而主要的接待建筑却布置在水面的北侧？是气候和地理的限制吗？条件？是文化、民风民俗？是功能使用的需要，还是封建宗法制度的束缚？……好像两者都有，又好像不是全部。我们的祖先和工匠其实严格遵守 h 无形和抽象的东西，为什么？
“我国大学建筑系的讲课，总是以建筑类型、风格、工艺、材料为主；而称霸世界的西方建筑权威理论，也过多地关注建筑的技术和艺术方面。他们只关注建筑方面，在“形”上做文章的时候，很少想到建筑的“神”。那么，中国古代建筑的“神”是什么？它是由什么组成的？这是一个有从来没有在书本上讨论过，包括今天的主流建筑界，大家对这部分都不熟悉……”
“我们的祖先，几千年来，在建筑领域从未停止过对健康和吉祥的追求。”
“我们的先辈，在长期的建筑活动实践中，积累了很多成功和失败的经验，并运用到后来的建筑实践活动中，反复推敲，精益求精，不断总结，不断提高。”
“我们的祖先严格遵循的原则是寻求建筑空间与人之间的和谐，让居住在其中的人感觉进入了一个自由的王国。”
“我们祖先留下的财富，体现在代代相传的各种文献和建筑实体中。除去那些必须改革的封建迷信、宗法礼仪、鬼神和邪风，剩下的就是祖先了。”在长期探索人居环境（观天、俯视地势、算吉祥）中积累的一套实践经验，积淀并融入易经风水文化，闪耀着光芒是我们祖先智慧的结晶。它是中国传统建筑的“神”，是中华民族的骄傲。
...
我听得入神，脑子里浮现出各种疑问，飞快地盘旋着，仿佛坠入了汪洋大海，入了神。 这段经历在我心中铭刻了一生。 自从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以来，我一直怀揣着老师的夙愿。 在装饰设计的工作实践中，我从未停止过对中国传统建筑“神”的探索和追寻。 已故的郝石老师，在校期间，给了我很多指导和启发。 本书的出版是对我导师最好的纪念。
三
本书从五个层面阐述了风水学在房屋建造、购房、装修、装修设计行业的应用：
1、用乱投、悬空理论指导房屋的建设和购买，协调周边环境。
2、用九星归藏法分析宫位的平面吉凶方位。
3、根据吉凶方位，布置门、房、灶、卧、厕、窗，协调室内小环境。
4、流年飞星的吉凶方位与居所风水调整。
5、“房病”的存在与危害。
这五个要素从选房、宅运、布局、调整、测试用例逻辑上环环相扣。 本书的目的不是研究深奥晦涩的易学，而是着重介绍易经风水在房地产、装修、装修设计等领域的应用。 如果读者能通过本书更多地关注居住环境，用风水精神来指导房屋的建造、选购、装修、装饰，达到美化居室的效果，将是作者最大的欣慰。给自己带来健康和吉祥。
书末附有择日表，对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选择“吉日吉日”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。 它使用的是唐杨俊松所著的《天元五图经》。 这是一种真实的方法，但鲜为人知。 以往，杨公每用此择日，多得妙用。 今笔者偶然从九树潭得来此表，视之如珍宝，不敢私藏，以供有缘人使用。 至于管用与否，试试就知道了。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，这里当然也不例外。
最后，回到本文开头，有人想问，既然中国古人一直以赤道为坐标，为什么现代人总是讲“生肖吉日”呢？ 这是因为传教士唐若望编撰了一部《西洋新历》，1645年经顺治皇帝批准，在全国发行，影响了整个清朝乃至近代。 黄道十二宫所规定的吉凶日，是以希腊的天文系统为依据的。 如果有人要批评“封建迷信”不准确，应该是“西方迷信”才是正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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